一个作协主席的,导演宁浩

2019-10-20 作者:内地影视   |   浏览(63)

“故事对中国人来说是刚需,从古至今没有变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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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的老家在汉江边,从小爱听荆州花鼓戏。他从那些戏词里,先是听到“美轮美奂的故事”,再是“涌起对美的眷恋”,后来读出了一种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与生命力——那是旧时灾民走南闯北乞讨谋生的小曲儿演变而来的戏曲。

李修文与宁浩

左起依次为宁浩、黄渤、李修文给观众送香蕉

他在二十岁出头走上职业写作的道路,连续出版《滴泪痣》、《捆绑上天堂》两部小说,此后曾陷入创作的困境,2018年以散文集《山河袈裟》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在这之前,李修文已经在影视创作的广阔天地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从作家、编剧到监制,这段经历“像救命稻草一样”重新唤起他叙述的热情。

原标题这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外星人电影

18日,由宁浩执导的科幻题材喜剧《疯狂的外星人》票房悄然突破20亿元大关,与《流浪地球》一起继续领跑2019年春节档票房。当日,影片导演宁浩、监制李修文、主演黄渤一起现身武汉宣传。作为今年春节档的领头军,同样由刘慈欣小说改编而来的《流浪地球》和《疯狂的外星人》拉动了国人对于本土科幻电影的热情。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专访时,导演宁浩表示这两部电影没法作比较:“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不同的两个艺术作品,怎么比?我觉得《流浪地球》是一个非常工业化的探索,《疯狂的外星人》则是一个对于本土文化的探索。”

2018年7月,四十三岁的李修文当选为湖北省作协主席。半年后,由宁浩导演、李修文担任监制的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在2019年春节档上映,并在取得19亿元人民币的票房的同时陷入两极分化的评价及争议之中。

上映10天票房超17亿元,春节档票房亚军《疯狂的外星人》已成为宁浩执导的最卖座影片。在网友惊呼《流浪地球》开启“中国科幻元年”时,《疯狂的外星人》中对外星文明的独特诠释也引发网友热议。14日,影片监制、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李修文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这是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外星人电影,中国影人不再遵循好莱坞模式,开始创作中国式科幻故事。

2019年是“中国科幻元年”? 不能抹杀前辈们的努力

近日,李修文接受澎湃新闻采访,谈了谈他对电影、科幻以及“跨界”的看法。

关于电影:中国首次抢夺外星电影解释权

2019年的春节档是属于中国本土科幻电影的:截至2月18日,《疯狂的外星人》的票房突破20亿元大关,而另一部同样由刘慈欣作品改编而成的话题电影《流浪地球》,票房正在向40亿元大关发起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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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9年、易稿数十次,谈起《疯狂的外星人》的诞生,李修文形容为“拍得特别辛苦”。影片改编自刘慈欣短篇小说《乡村教师》,早在2010年,宁浩已买下影视改编权,开始创作。一开始,宁浩想拍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科幻大片,展现中国特色黄土文明与外星文明的碰撞。他与编剧团队走遍甘肃、陕北农村,寻找“乡村教师”。然而,随着团队的反复讨论、剧本数次推倒重来,最终故事迥异于原著。影片开机半个月后,还曾因为剧本修改而停机。最早的剧本中有一条黄渤的父子情感线,后来也被拿掉。

两部票房大获成功的作品身后,古天乐砸巨资制作的《明日战记》,滕华涛导演的《上海堡垒》,改编自同名网络漫画IP的《拓星者》等国产科幻电影作品都已跃跃欲试,因此“中国科幻元年”的提法近期屡屡被提及。

李修文

mg4355娱乐场 ,2017年,影片开拍前,宁浩邀请好友李修文去“聊天”,从北京聊到青岛,聊着聊着就成监制了。他谦虚地表示,“监制就是导演的伙伴、助手、提示器”。

对于这种提法,导演宁浩并不完全赞同:“可以说是中国科幻大制作,或者说特效引入的元年吧,这么说可能更合理一些,因为你不能抹杀之前的前辈们的努力。”他表示,之前《珊瑚岛上的死光》《霹雳贝贝》等电影都非常优秀,“它们在当时也是非常引起轰动的科幻题材电影,只是说今年这两部戏,引入了大量的特效制作。”

“影片保留了刘慈欣小说的荒诞内核”

mg游戏平台官网 ,李修文认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抢夺对外星人电影的解释权。对外星人,中国影人展开自己的想象,而不是躺在好莱坞模式上,以西方科幻电影影迷的方式来讲故事。《疯狂的外星人》的电影故事、典型情境,都是中国独有文化。影片深刻准确地描摹了现实中的中国人,平凡卑微、艰难困苦,他们对强大外星文明的反抗,最终同化了外星人。这种对小人物的表现向来是宁浩所擅长的,本质上是对小人物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赞美。

mg4355娱乐 ,中国科幻电影为何在2019年集体爆发?在宁浩看来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其实早几年我们也在努力,只不过是一直没有结果。”他表示,中国电影一直都处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大家都在努力探索各种可能,我们才搞了多少年?从2001年开始,中国的电影产业化到现在也不到20年的时间,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大家就是在探索新的类型。”而《疯狂的外星人》和《流浪地球》的成功,便是中国电影人在不断探索拓宽电影题材的路上终于有所收获的一个反映。

澎湃新闻:网络上对《疯狂的外星人》的争议您有所了解吗,怎么看待片子的口碑危机?

影片创造了极其中国化和本土化的语境,敬酒、吃饭、杂耍等,让外星人经历中国普通百姓的世俗生活。美国人拍不出这样的外星电影,李修文表示,这是真正植根本土的文化自信,不论什么语境,最终呈现的是中国面目,讲述的是中国故事。

《疯狂的外星人》放弃多线叙事引发争议? 每个人都该往前走

李修文:全都了解。这部片子体量大、笑料足,放在春节档是比较合适的。但春节档就像一个文化庙会、文化集市,会有不由分说的观众,和参差不齐的评分,这没什么。很多事也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这是宁浩最有创造力的作品,脑洞大开、妙趣横生,然而没有背叛人们真实的生活,所以能引起大范围的共鸣。”

在斩获不俗票房成绩的同时,《疯狂的外星人》却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尤其是在各大电影网络平台上,影迷对于该片的争议声不小。截至2月18日记者发稿时,该片在时光网上的评分为6.8分,远低于宁浩此前的作品《疯狂的石头》的7.7分和《疯狂的赛车》7.6分。

这部作品的意义丰富,是有其复杂性的,绝非逗乐而已。我个人认为这是宁浩导演最好的一部作品,也是此时此刻华语电影最有创造力的电影。“制大科幻如烹小鲜”,将地球人、外星人、美国人,一锅端到中国人的生活语境和洪流中,煮成一锅高汤。其实我理想中的第一批观影群体是知识分子,再由知识分子引导口碑慢慢发酵。

关于宁浩:他是用电影思考的知识分子

不过宁浩却一直坚信,《疯狂的外星人》是迄今为止自己最好的作品。对于普通网友的评价,他坦言并不太放在心上。他认为,在目前这个评论话语权下沉的时代,什么人都可以做影评人,“出现偏差的时候挺多的,只会让某些部分变得失焦。因为好与坏这个事情,每个人都有评论的权利,但是相对来说,我希望要更加专业的,比如评米其林餐厅,还得需要一个大厨集团去评,是不是每个食客评价都可以呢?它还是得有一套专业的评价系统。”

我的看法是,这部电影应该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里去看待。一个优秀创作者的作品,在短暂的时间维度里失去公正的认知和评价,这种例子在中国影史上并不少见,在张艺谋、姜文、周星驰他们身上也发生过很多次。我们都有信心在一个变化的年代,在一个长的时间维度上,获得认可。

对于好友宁浩,李修文认为其作品特点是本土、当代、趣味、创新,宁浩的进步是一代中国电影人的进步,也正是因为有一代两代中坚力量的支撑,中国可以拍出以前不可能想象的电影作品。这背后,有国力的提升,也有观众、传播基础的形成。

而在众多的评论声音中,对于宁浩放弃了“疯狂”系列前两部作品多线叙事的争议声最大,有的影迷甚至直言宁浩“失去了早年电影里那种天马行空的自由”。而对于这种声音,宁浩显然很不认同:“监制李修文今天说我是多线叙事的叛徒,我就卖给多线叙事了么?我这辈子不多线就不许开嘴说话了是不是?搞得我现在很有情绪,我以后还就不多线叙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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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认的喜剧片导演不同,在李修文眼中,宁浩是严肃电影导演,他比观众认为的更复杂和丰富。小学时,宁浩就已在母亲的督促下读完《鲁迅全集》,他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作者意识,如《无人区》对人性与动物性的探讨,《黄金大劫案》中对人与欲望的剖析,《心花路放》中对失败人生的展露。

影片的监制李修文则为导演进行了辩解:“宁浩今年才四十出头,到底什么样的电影才是代表宁浩面貌和形态的电影呢?这也在发展当中,就像《疯狂的外星人》一样,一以贯之的小人物,来到了新的时代,遭遇到了新的疯狂,宁浩也在继续成长,他也不一定要躺在多线叙事上,一步路都走不动了,这显然不是一个艺术家所为,而且这部电影也确实不必要多线叙事。”

《疯狂的外星人》海报

“本质上,他是用电影思考的知识分子”,而观众对其认识的错位,他心中明白,也以一种达观的态度接受。

宁浩则坦言,其实放弃多线叙事也有自己的考虑:“还是要勤劳一点,不能老是弄一个东西,要一直往前走,每个人都该往前走。”

澎湃新闻:《疯狂的外星人》改编自刘慈欣小说《乡村教师》,为什么成片和原著相去甚远?

宁浩从不为票房烦恼,李修文从未看到他因为票房而操过心、或谋划什么,让他痛苦纠结的只有一件事——创作。李修文烦恼的是,观众似乎比创作者更在乎票房,“票房不应该成为评价影片的唯一标准”。

李修文曾推荐《外星人》来汉取景? 条件成熟想来武汉拍戏

李修文:在刘慈欣的小说里,太空文明和黄土文明碰撞所产生的荒诞处境,是这部小说的内核之一。而这最重要的内核在影片中是被顽强保留下来的。

在同档期一众电影厮杀中,《疯狂的外星人》并未成为票房冠军。李修文认为,这与春节档这一特殊时期有关。春节期间,他跟剧组全国跑路演,不同于以前全是年轻人,过年期间影厅里全是拖家带口的观众。而这不是一部标准意义上的喜剧电影,人们带着预期去看,可能有落差。对影片的评价,要放在更广的时间维度来看。

《疯狂的外星人》的监制李修文是现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宁浩透露,影片筹备过程中,李修文给剧本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

如果把刘慈欣比作金庸,徐克来拍是一种拍法,王家卫又是一种拍法,这也恰恰说明了刘慈欣小说的丰富和复杂。

今年春节档票房冠亚军都是科幻题材,对此,李修文认为只是巧合,电影的成功无法复制,最终将取决于单个作品的质量,但可以预见类似题材将会一窝蜂涌上银幕。

宁浩透露,自己跟李修文认识多年,早在《心花路放》的拍摄过程中,宁浩就跟李修文有过不少的交流。“我看过他的很多作品,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对于很多价值的认识都还蛮透彻的,也算是有共识吧,所以我们一直有合作,不仅仅是这部戏,很多事情都一起聊。”

所谓的“硬科幻”电影是一个放开的制作体系,这里头每一个环节,比如特效,它就是一个创作主体,对这种工业体系的维护本身变成了一场非常强烈的创作。宁浩这样一位文化属性很强的导演,受不了这种创造性被剥夺。所以从一开始宁浩就希望拍一部只有中国人才能拍出的科幻片。

关于幕后:钱花在看不见的特效上了

宁浩之前的作品,大都选在一些很接地气的城市拍摄,比如重庆、厦门、青岛等。而武汉这几年也成了不少影视剧作品的取景地,包括刁亦男的新片《野鹅湖》、陈可辛的《李娜传》,去年都选择在武汉取景。宁浩也坦言,李修文这次也有推荐过武汉,但剧组当时已经定完景了。不过他同时表示,如果条件成熟自己也想来武汉拍戏,“这就需要武汉提供很好的电影工业基础,包括影棚、拍摄基地之类的,有机会我也愿意来这边拍戏。”

从他起心动念拿下刘慈欣小说的版权,到影片完成历时九年。我记得早在2010年,我就和宁浩的太太一起去过西北的甘肃、陕西这些乡野,去找寻刘慈欣描写过的那类乡村教师,去做采访,我们想通过采访去嗅到一个中国的乡村教师的气质。宁浩本身就是一位非常有实证精神的导演,也是对科学有长久痴迷的一个人。影片的构想从那时的一个所谓“太空歌剧式”的、美国式的大片,到逐渐找到他心目中想拍摄的世界,这中间克服了无数的自我怀疑、别人的怀疑,最终才确定方向,建立信心去讲一个中国人的故事。

与《流浪地球》视效炸裂相比,《疯狂的外星人》在特效上一样下了苦功,但钱花在了看不见的地方。李修文透露,《疯狂的外星人》中,猴子“欢欢”全部是特效制作,特效团队是曾经制作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侏罗纪公园》的公司,其中的生物特效技术在特效领域中属于“A+级”最高难度级别。

(责编:赵光霞、宋心蕊)​​​

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是完成了的现代性,而欧洲出于历史的负担,它是一个永远完成不了的现代性。这句话放在中国更是如此。现代性的未完成恐怕是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将面对的处境。它是我们的故事背景,是故事得以成立的环境。

“我们有一个原则,特效不能干扰人物存在的逻辑”。电影走写实路线,所以很多特效完成后观众不易察觉,但最好的特效就是应该隐身为故事服务的。好莱坞电影《猩球崛起》与《霍比特人》也都是运用了此项技术,从而完成影片中生物特效的制作。

我们最终要肯定的是这种大环境和小人物命运的结合。黄渤在电影中有一句台词:“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这是核心台词。中国人怎么活?我们最终还是靠一股永远不服输的劲儿在活。中国文化一直有这种复杂性。不是说拿一个好莱坞式的故事出来就可以说服大家。

长江日报记者冯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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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外星人》剧照

“我不同意‘科幻元年’的说法”

澎湃新闻:您觉得《疯狂的外星人》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幻电影吗?您怎么看中国电影迎来“科幻元年”的说法?

李修文:我不同意“科幻元年”的说法。第一,这也是宁浩一直以来的观点,中国人对科幻的探索很早就开始了。另一方面,确实可以预感到将有一拨科幻电影蜂拥而上。但是文化产品尤其是影视产品,常常是不可复制的,它强烈附着在个人或团队的气质之上,不是一窝蜂就能做出来的。而以《疯狂的外星人》的经验,其中的艰难困苦,也不是急功近利的氛围下可以承受的。

这部片子当然是宁浩维度的科幻探索。我们的抱负,是想给全世界的科幻电影提供中国电影的位置。影片中使用的大量特效是世界顶尖的,除了外星人,猴子欢欢也是用A+级的生物特效凭空制作出来的,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制作团队。但我们的基本准则是不想让大家看出特效,干扰故事和人物的发展进程。它代表着中国电影中最高尺度的特效技术。后期制作上还要克服和美国技术公司的文化差异,举个简单的例子,剧本里写:“外星人一拍大腿……”中国人一看就明白,美国人却会困惑。总之在我看来,宁浩对中国式的科幻叙事做出开创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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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由特效制作的猴子欢欢和主演黄渤

澎湃新闻:特效虽然“魔幻”,但它是“科幻”吗?

李修文:我觉得宁浩导演并不在乎是否拍了一个好莱坞意义上的科幻片,他认为迫切的东西是表达中国人的独特的存在,找到一套适合讲述中国人存在的方法。

优秀的创作者不会被类型的牢笼所掣肘。有许多世界级的导演以商业电影为容器,但作者意识仍然很强。像诺兰,他受到类型的影响就不大。

就好像大家都在念叨的票房。这部电影的票房已经很好了,不过宁浩其实已经不是很在乎票房,以我对他的观察,真正折磨他的只有创作。我见过他最蓬头垢面、最虚弱痛苦的时候就是创作的时候。现在他的心态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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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由徐峥扮演的外星人

“对我来说不存在‘跨界’”

澎湃新闻:据说您是跟导演聊天聊成电影监制的?

李修文:平时我去北京都会找宁浩喝酒聊天,他来武汉也找我。那次他来聊完刚走,过几天又把我喊去青岛聊。聊了几天我回武汉,他又把我喊了回去。原来只是去给《疯狂的外星人》提提剧本的意见,没想到一呆就3个月,后来聊成了电影监制。

我觉得我的作用就是一个提示器。别的创作者可能拍着拍着就情不自禁地被裹挟到工业体系里去了。我要做的就是发现这些冲撞产生的点,并且和主创商量好,把道路商量好、执行好。我想我了解导演的个人风格和抱负。

澎湃新闻:您是作家,同时也在做影视编剧和监制,能谈谈“跨界”的感受吗?

李修文:我是作家,一辈子都会是个严肃认真对待写作的创作者。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戏曲、影视,有强烈而持久的兴趣,这不是今天才开始的。我从小受到戏曲的影响,进而转向文学。影视和纯文学创作是两套语境,对于有些人来说转换很困难,但对我来说不存在别扭的转换。我最早开始写作是大学毕业以后辞职写作,一边在写短篇小说,一边还在写一个戏曲剧本。我从二十多岁开始写中短篇小说,同时还给好多剧做过文学顾问、策划。所以对我个人来说它一直都是连贯和延续的。这就是我的生活和创作。

对我来说不存在“跨界”。谁规定一个作家不能这样生活、这样创作?李渔、张岱、孔尚任、蒲松龄,都是想写小说的时候写小说,想写戏曲的时候写戏曲。他排一部戏,造一座园林,对他来讲都是文人在创作。我觉得“跨界”是一种恐惧的说法。我们被近现代以来学科细分构成的座座牢笼囚禁了,我们以为我们只能待在这里。

澎湃新闻:文字和影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您怎么看文学创作和影视创作之间的差别呢?

李修文:伟大的作品在本质上是共同的。不论文学还是影视,最终的目的都是讲述人的尊严、自由和解放。就好像,宁浩导演的影片,内核是严肃的。在本质上,所谓的文学性,和电影导演要提供给观众的视觉性,我认为是贯通的。我们也正是在这个地方相见的。

虽然具体操作的办法完全不一样,比如剧本是需要整个工业体系去配合的。但我觉得差别没有想象得那么大。作家卡尔维诺曾经讲过文学的几个要素,“轻逸”“易见”“迅速”“确切”与“繁复”,要轻盈,要容易被触摸和感受。有趣的是,有一年我看到奥斯卡影后梅特尔·斯特里普讲表演的几大要素,几乎差不多。所以它无非是艺术创造的两种形式。带着两种作者属性的人能将其打通,去探讨它的不同其实意义不大。

在今天这个时代,应该有这种勇气,人人都是创作者,人人都像鲸鱼一样,不断地吞吐杂质,去做出准确的表达。无论影视还是文学,最重要的是创作的主体,人是创作的最大的容器。

中国的创作者往往很孤独,苏东坡、王安石、杜甫,他们靠着个人的遭际、命运,来成就创作的圆满。时代只能提供养分,他们都孤独地矗立。强大的创作者一定是把自身既作为灵感的来源,又作为创作的容器,不太会受制于表达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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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文著,《山河袈裟》,湖南文艺出版社

“故事对中国人来说是刚需”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到在二十出头的时候就发表《滴泪痣》和《捆绑上天堂》,近年又发表散文集《山河袈裟》,这之间有一段空白,其间有写作上的困境,能具体谈谈吗?

李修文:困境就是写不出来了。我曾经写过长篇《捆绑上天堂》,目前也被购买了版权在影视拍摄的筹备中。这是我二十年前写的长篇,我以第一人称写了一个垂死之人。而我又是一个入戏很深的人,强烈的代入感以及某种偏执的实证使我觉得从某种颓丧的情绪里走不出来了。当时每天怀疑自己活不长了,后来才慢慢抵御这种情绪。

走入困境的另一个原因是,我突然对一个变化的时代失语了。在一个欲望沸腾的年代,我觉得我一直仰仗的那种古典价值,在欲望翻腾的社会气氛里被分裂和摧毁,表达产生了困境。后来我又想,这些东西是分裂了,不是没有了,它化为碎片,像泥牛入海,奔流到哪里算哪里,之后又重新站立起来。我又发现,其实这种古典性仍然作为中国人现代性未完成的部分,仍然存在于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中。这时候需要一个作家勇敢地拿出自己的个人命运和这个世界对撞。

过去我们的作家是躲在家里不出门的。我去剧组里做事,跟人相处,跟组,做文学策划,在全国奔走,去跟以前我根本没有遭遇过的人和事产生认识、产生情感、产生联系。只有拿自己的命运去克服,只有当我成为这样一个人以后,我发现,以前我所探寻的没有依仗的古典性,其实仍顽固地存留在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中。它对我来说就像救命稻草,叙述的激情就又勃发出来。

也就是说,到广阔天地山河中去。参与到影视工作中,让我不断地要出门,要动手,反过来解决了一种困境。很多人身上有天才的自我暗示,天才怎么能去剧组里搬东西呢?

澎湃新闻:您写小说的时候很年轻,那个创作欲望的来源是什么呢?

李修文:这个问题的本质是我为什么会写作。我从小就是一个对故事很着迷的人。我一直喜欢戏曲,小时候在农村跟着爷爷奶奶长大。农村那个年代没有电影,但有很多戏班。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走街串巷的戏班就来了,再过段时间到了农忙他们就走了。我就追着一个个看,觉得那唱词美轮美奂,涌起一种对美的眷恋。这形成了某种直觉,爱上了故事。故事对中国人来说是刚需,到今天也没变过。我想可能还是对于故事的迷恋,对戏曲所传达的中国式美学的狂热,它很早在我的身体里就开始了。于是我就开始写作了。

我的老家在汉江边,那里流传了很多剧种。土剧、汉剧、黄梅戏,我们靠着襄阳,襄阳流行豫剧,这所有的剧种在我的家乡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演。我从小听到大的是荆州花鼓戏。花鼓戏有两种,一种是湖南花鼓戏,像《刘海砍樵》,非常活泼;还有一种是荆州花鼓戏,最早发源于渔鼓调,渔鼓调的本质是乞讨的小曲,发了水灾以后大家出门乞讨,走南闯北,背个鼓来唱。

从花鼓戏中也可以看出,中国人的美往往是植根于中国人的生存当中。我既迷恋美学,又迷恋美学背后所隐含的生存方式,足够的生命力才有能量把美学带到我们面前。我不会背叛这种美学。回到刚才说过的话题,中国躲藏着一个未完成的现代,而这未完成的现代,可能又恰恰是中国生生不息的动力。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和宁浩导演深有同感,我们只是同一个主题下的两般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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